官都不做了,要干什么?
文_本刊记者 舒炜
近一个多月来,广州有两起官员辞职颇为引人关注。
先是9月4日,原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去职,担任了格力电器副总裁。5天后,广州南沙区官方证实,该区常务副区长孙雷已经辞职,出任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。
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,被有的舆论贴上了“官员辞职风潮”的标签,据悉,在官至副厅级的“博士官员”孙雷辞职前,曾有广州市主要领导出面挽留未果。而曾被誉为广州公安系统冉冉升起的“新星”的陈伟才在8月底,就群发短信告知亲友自己工作上的变动,“(离开这里)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中国梦”。
几次出走潮
如果把“辞官”这一现象放在新中国的历史中来看,无疑是一道独特的时代曲线。
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,主动脱离体制是很难想象的事情,但自此之后,这一现象曾一度来势汹汹。不过在2000年后,公务员热兴起,这种现象又逐渐减少。
1980年代中期,机构改革后编制的缩减,有些官员开始调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去当领导,有的则完全脱离体制,另谋出路。其中有较大影响的是浙江永嘉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叶康松,他于1986年辞官承包了一片山地,并取得了出乎意料的经济效益。他后来被媒体称为“弃官下海第一人”,正是这一年,以私营经济发展为特点的“温州模式”开始初试锋芒。
而真正的“官员辞官潮”是在邓小平南巡之后,整个中国社会进入了价值标准多元化的时代,民营企业政治地位提高,个人意识不断增强。财经作家张小平认为,这一波人比1980年代的那些官员,无论在学历、经验上,都高出不少。冯仑、陈东升、郭广昌等官员偶然的一时之举,汇成了当时官员离开体制的一波浪潮。其中著名的有用友集团的王文京,他当过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官员;中坤集团的黄怒波,则曾是中宣部的官员。据《中华工商时报》的统计,1992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。
鲜有报道的是,央视著名主持人敬一丹的丈夫王梓木也是一名辞官者,王在41岁时出任国家经贸委综合司副司长,但却选择了辞职创办华泰保险,如今早已身家过亿。
在2000年以后,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,社会心态的平和,辞官者也更加理性和谨慎。他们大多正当盛年,身居要职,且方式不再是过去的停薪留职,或者白手起家创业,而是辞职后担任私营企业和一些私人资本投股的上市公司高管,数量则不如90年代那样多。
“有些官员的官本位思想不但没有淡化反而越来越增强。”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,“这些年来政府通过权力获取资源的能力在增强,一方面,在政府可以获得优厚的待遇和社会资源,另一方面,现在市场上获取成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。”
然而,任何时候,最终成功的总是少数人。曾有“湖北首富”之称的东星集团董事长兰世立之前曾在湖北省委任职,但“自立门户”后却没能熬过2008年金融危机,他旗下的东星航空成为中国第一家破产的航空公司,兰世立也被法院以逃避追缴欠税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。
《廉政瞭望》记者发现,在这些体制出走者中,在年龄、地域和行业构成上有一定的特点,30~45岁左右的居多,这正是人精力较为旺盛的一个时期;沿海地区居多,如广东、浙江和江苏等地;在经济部门待过的居多,因为这些离开体制者,绝大部分的选择都是商界。
他们去哪儿?
有人认为,体制出走者多为抑郁不得志者,但《廉政瞭望》记者梳理自1980年代以来的大多数辞官者履历,发现其中除了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,也不乏体制中的佼佼者。
然而,出去后,究竟干什么?下海、做律师、搞媒体一直都是“主流”选择,这些可谓当时的新兴、前沿领域,某种意义上也是属于时代风尚的引领者,还包括了近年来增加的做公益这个新选项。
此次辞官的孙雷拥有产业经济学博士学位,曾有段“千里走单骑”的轶事。孙雷在担任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发局副局长时,因同事签证延误,曾独自一人赴美,带着200多斤资料在美举办招商大会,其间布置展板、会务、主持、宣讲,全部独立完成。如此“单刀赴会”之举成为广州市招商引资的一段佳话。
像孙雷这样懂经济、懂营销的官员,“转身”后担任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,选择了辞官者最“喜闻乐见”的一条道路——下海经商。
原武汉市发改委主任徐进,曾创造了“副省级城市最年轻发改委主任”纪录。而在2010年,44岁的他再次创造了“武汉最高级别官员下海经商”的新纪录,投奔中钢集团。
除了经商,不少辞官者往往会投身公益,“看起来比较符合过去的身份,即使是利用过去影响力,也属于正能量”,一名辞官后的受访者这样对记者表示。
原民政部慈善司司长王振耀就是直接辞官,投身慈善事业的。变身后,王振耀得出一个体会——当“院长”比当“司长”还要复杂、综合得多,还好,之前的从政经历是做公益事业的一个宝库,“要注意发掘,这个宝库要能开发得当,可以说会带来巨大的公益效能。”
选择求学,在辞职官员中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。原北京市昌平区委书记关成华的辞职可谓“一波三折”,他现在北京团市委书记任上就提出了要辞职深造的请求,在不知情的情况下,被派到昌平区担任任区长,直到2010年,在他42岁之时,才在昌平区委书记的任上“如愿以偿”,获准辞职奔赴哈佛大学学习,回国后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。
也有不少体制出走者选择了投身媒体行业,媒体人朱学东在转身之前,在国家新闻出版署报纸期刊管理司从事过报纸管理工作,曾多次参与报纸、期刊管理有关文件的起草及修订工作,可谓深谙媒体运营之道。知名记者褚朝新在投身媒体行业前,就曾在湖北省教育厅就职。
利用专业知识,从事相关行业也是不少官员辞职后的重要选项。知名律师陈有西担任过前浙江省政法委书记袁芳烈的秘书,后来担任浙江省高院办公室副主任、新闻发言人的职位。
陈有西决定放弃奋斗10余年的“乌纱帽”的那一年,40岁,本是他立志要做到厅级干部的大限。
“我家里的存款只有2000元,没有钱、没有学术职称,唯一的‘技术’就是法律,但还没有考律师资格证。人生一下子归零了,比考大学之前还惨。”陈有西说自己几经折腾,一直到1999年,才终于拿到了律师资格证,正式成为一名律师。他通过李庄案、夏俊峰案等“天下闻名”。
本刊之前报道过的,四川古蔺县石宝镇前副镇长赵光华在辞职后,也选择了做律师,他向记者坦承:“几年下来,还是觉得干律师这职业适合我。”
除此以外,还有一些人离开体制,是为了修身养性,完成自我爱好或自我升华。如担任成都画院副院长多年并取得较大艺术成就的周春芽辞去公职,为的是“力图安心创作;收藏家樊建川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,辞职是为了去搞自己最大的爱好——收藏。
体制外的推动力量
如今,早有这样一种共识,在现代社会,百舸争流,体制内本就不应该是精英的唯一出路。换句话说,体制也容纳不了这么多的人才,于是便出现了一种被称为“人才溢出”的现象。这些“溢出”的人才,在我们的社会进步中,是一股重大的推动力量。
1988年,大连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因负债149万元濒临破产,区政府希望有能人拯救这个“烂摊子”。除了时任西岗区办公室主任的王健林,当时没有人有勇气站出来。王健林的勇气,给后继者莫大的勇气。
中国企业家论坛秘书长张洪涛强调,在小平南巡后,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变了,不仅仅是体制内的官员要离开,包括一些学生,他们的第一选择变了,他们认为当企业家创造财富是第一选择,有的认为干自己爱好是第一选择。这样整个社会就会转变为创造财富,自己做贡献,而不是仅仅走仕途的道路,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意义,它影响了整个社会价值观的转变。
诚然,陈东升、郭凡生、冯仑、潘石屹当时这些具有较强的资源整合能力的体制内“溢出人才”,在企业运作上有现代观念。
同样,如王振耀一样投身公益慈善领域的辞官者们,对社会发展也起到重大作用。他首倡并大力推广了“平民慈善”、“以善治促慈善”等理念,广泛号召全社会的共同参与。舆论则评价他辞去司长职务,只因有着一颗慈善的心。
陈有西声称,自己的工作是为了传播更多的公平正义,从目前来看,他的确是这样做了;樊建川则表示,自己的作用是要为大家保存一份完整的民族记忆……
范仲淹曾在千古名篇《岳阳楼记》中写道,“是进亦忧,退亦忧。”和范公一样,陆游、龚自珍这些官员们,都是把天下填满在了心中,所以才会萌生出做官也担忧,辞官也担忧的感慨。现而今,处“江湖之远”的他们,照样在为社会的进步积极做着贡献。
值得注意的是,不少从体制内“溢出”的人才,反过来推动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。1985 年,田源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组长,其关于价格改革的建议得到中国领导人的认可,他成为直接参与中国八十年代价格改革方案制定的青年经济学家。
后来,田源转入商界,创办了中国期货市场最大的金融集团——中国国际期货公司。如今,中国期货市场的交易量已经超过美国,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期货市场。他曾自豪表示:“期货行业是我在美国考察、学习国外经验,再引入中国。我当时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建议,建立中国的期货市场。这几件事全是推动中国改革和各行业发展的大事,它主要得益于我的经历。”
《大公报》就分析说,与官方的谨慎相比,体制外智库的身份比较超脱,没有官职、级别、纪律等的束缚,更为直言、敢言。
去年7月,在参加国务院经济形势座谈会的7位与会学者中,就出现了曹远征、华生、许小年、鲁政委等已经脱离体制的专家。
然而,他们之前也大多是体制内的人,如曹远征曾在国家体改委担任过科研处处长等职,许小年也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。
中央领导一直很重视经济学家的意见,消息称,这几年来,中国高层将听取专家学者意见纳入决策程序。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下,尤其需要广泛听取各方面不同意见,方能正确判断形势从而科学决策,这应当是“溢出人才”在当下推动社会发展的一种最直接表现。